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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册是明代分封制度的重要凭证,是受册封人的身份象征。本文通过对有关金册文献的梳理,并结合出土实物,对金册造、使用及存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明朝依据宗室身份等级不同,册封时分别授予金册和银册。金册由内府银作局造,翰林院撰文,中书科书写。用金初由银作局向内承运库支取,后由户部收。诸王册封以授予册宝为核心,制定了一套隆重的仪式。初封诸王的册封仪式在京师举行,袭封诸王的仪式由朝廷派遣使臣至各藩府举行。册封时间嘉靖三十二年之前无,之后大多安排在四月。册封仪式结束后,金册即存留于王府。金册用于随葬,仅见于明代早期,应属个案。金册尺寸有严格的规制,明初已定长"一尺二寸"之制,并为以后历朝所遵守,可作为出土封册实物定名的标准。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历来并不一致,现在的书法史研究往往忽略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综合历史上的各种说法,通过归纳可以发现这一复杂现象背后有一定规律可循:对颜真卿书法的赞美主要集中于历代的题跋中,而贬低或较为客观的评价均集中在历代较为规范的书论中。支撑评价的依据集中在颜真卿书法与"二王"的关系上,不同评价者及评价虽角度不同,但所依据的坐标均为在"二王"体系下所形成的一贯审美准则。弧壁砖室墓是魏晋南北朝墓葬中的特殊现象,可能与汉末乐浪墓葬有关。西晋时期向内地扩散,逐渐成为高等级墓葬的典型形制;南北朝时期弧壁砖室墓的发展南北方出现异途,东晋南朝仅在南京个别高等级墓葬中使用,而在北朝东部则被各代高等级墓葬普遍采用。北朝弧壁砖室现象滥觞于平城时期的北魏,可能经由三燕地区传入。其发展、传播与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可能是中原与乐浪、辽东地区士庶迁徙往来的结果。本文通过梳理南阳已发现的12座汉代彩绘画像石墓的基本情况,总结南阳汉代彩绘画像石墓在时代、分布、彩绘内容、彩绘方法、墓主人地位等方面的特点,并就彩绘画像石的主要设色分析色彩在生死观念、升仙、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三方面的象征意义。鉴定古代淀粉粒样品,不仅要与未经的现代样品作比较,还应结合实验。通过对几种谷物淀粉粒进行碾磨和多种加热实验,可揭示出淀粉粒在相关食物准备过程中所发生的形貌变化。由此鉴定西山遗址出土的损伤淀粉粒经过碾磨和加热,而喇家遗址出土面条的原料及方式应再作研究。8年对川县海门口遗址的发掘,发现木构式建筑遗迹面积达2平方米,出土石器、陶器和铜器等。遗址可分为三期,年代大致距今5~25年,另外晚期遗存的年代为宋、元、明时期。此次发掘在遗址的层位序列、遗存内涵、聚落形态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并基本确立了湖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的国别有卫国公室说和晋国范卿说。有学者对琉璃阁范卿墓地提出质疑,本文就学界颇有争议的几个实质性的问题展辩论。太原赵卿墓(M251)墓主有简子说和襄子说。年太原金胜村发掘的M67M673等墓,墓主为赵卿的属臣, 1墓主为赵鞅(?─前475年)。赵卿墓地年代的确定,为琉璃阁西区M7M7M1墓主头向东的大墓年代判定了依据。琱生诸器中琱生与召伯虎的人物身份疑问不大,其二者宗属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认。而氏与我母、幽姜、召姜为一人,君氏与我考、幽伯、宗君、朕宗君为一人,二者是夫关系。至于"止公"、"弋伯氏"二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的出现实为断句与释读出现错误所致。黑釉凸线纹瓷器是宋金元时期北方磁州窑系诸窑场中常见而具有鲜明特色的黑釉产品。本文以罐这一典型器类为切入点,根据其装饰特征和形制变化,并参考出土单位早晚关系等,将黑釉凸线纹瓷器的发展演变划分为萌芽、繁荣、衰亡三期,年代分别为宋末至金代前期、金代中后期、金末至元代;在此基础上,指出其兴衰与磁州窑的市场地位、社会生活背景及人们的审美情趣密切相关。此外,笔者推断黑釉凸线纹技法直接源自白釉凸线纹碗盘,后者可能是受定窑"出筋"技法启发而成。至于初创窑口,目前学界有"鹤壁窑说""钧台窑说""观台窑说""磁州窑说"等四种观点,本文倾向于 一种;其创烧年代应在宋末金初,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北宋中晚期。早在16世纪8年代,我国律学家朱载堉就已经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这比欧洲音乐家麦森的同样成果早半个世纪。但西方的十二平均律却是本土孕育的,西方的十二平均律与朱氏十二平均律并无直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