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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正始五年《石门铭》所见郎中、司徒从掾位，即魏晋史籍中被称为王、司徒吏的群体。王、司徒吏与九品中正制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群体应该渊源于汉代察举与辟召制下的三署郎、公府掾。魏晋时期，伴随着自身原有职掌的丧失，他们常受命承担一些临时性职使，活跃于地方政事务中。由于具备了虚衔化的特征，王、司徒吏又常被用作赐，由此人数急剧膨胀，成为僚体系末端的一个特殊群体。木工司马一职是曹魏时期伴随着材校尉而创设的，当时又存在着以都匠冠于衔之前的职衔组合，《石门铭》所见都匠木工司马恰反映了这一点；当部匠司马则是隶属于系统的工匠。这两类职的存在表明，当时对工匠的管理引入了事化建制，一如屯田系统。《石门铭》所见诸职体现出的时代特征，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观察汉魏之际地方行政模式变革。本文根据元中都遗址发现的阿拉伯幻方，探讨了中都的营建主持者以及该幻方埋设于一号大殿的原因，进而揭示阿拉伯古数码字形在的演变历程；并从考古学和数学的视角，对元安西王府、元中都出土六阶幻方与明陆氏墓出土四阶幻方进行比对，说明与阿拉伯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结合文献记载，可知启圣殿彩画为清雍正年间重修时的遗存，彩画级别较高，并且兼具式特征和地方特点。本文根据对曲阜孔庙启圣殿的实地调查情况，就启圣殿建筑彩画的基本形制、时代及艺术特色等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主要对"长信宫灯"的 初所有者是"长信尚浴"的说法进行了质疑和反驳。通过分析铜灯铭文中的容积与重量、相关人物或机构和铜器编号等各标记之间的内在关联，结合汉代青铜器的工艺以及相关的工体制，从而论证"阳信家"是灯的 初所有者，此灯是皇太后让其宫"长信尚浴"和"内者"并赠与阳信长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万柳堂图》表现的是赵孟頫、卢挚等人在廉氏花园雅集的情境。以往此图常被认为是记录史事和呈现古代北方私人园林的图像。不过，从绘画风格和印鉴来看，《万柳堂图》并非赵孟頫真迹，而是后人根据元代以来诸种笔记所载万柳堂雅集故事编绘而成。万柳堂今已不存，对比文献记载和历史地图综合考量，其旧址当在今阜成门外西南方位，而《帝京景物略》中有关记述不足采信。至于其时万柳堂雅集的主持者廉野云，当为廉希宪五子廉恒。《万柳堂图》画上有赵孟頫题诗，字非真笔，内容则系赵氏诗作，康熙间始收入赵孟頫全集，诗中既有对雅集的记录和对主人的赞誉，也暗含赵孟頫复杂的退隐心理。通过考古发现并结合考古发掘，提出新的文化——新城子文化，此文化中墓葬较狭小，墓内多不见人骨，随葬品较少，出土遗物以陶壶为主。之后以新城子文化为视角，重新审视辽东地区西周至战国时期的诸考古遗存，发现它们的文化特征、流行年代、文化来源均不相同。8年的发掘28年对寿光市双王城SS8三处制盐遗址进行了发掘，并揭露了14：遗址。揭露出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完整制盐作坊单元，其结构和布局较为清楚，卤水坑井、盐灶、灶棚以及附属于盐灶的工作间、储卤坑等位于地势的中部，以之为中轴线，卤水沟和成组的沉淀池、蒸发池对称分布于两侧。8年8月，对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同年9～12月对2世纪7年代发掘区的南北两侧进行发掘，西周时期灰坑48个，出土陶鬲、罐、盆、瓮、壶、此致甗、豆等。此次发掘为认识该地区西周时期文化面貌了丰富的实物，为探讨早期楚文化的特征、来源及分布等了重要线索。4年，对河南偃师市灰嘴遗址西址进行了发掘，共发现32个灰坑、2眼水井和1处白灰面残房基。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灰嘴遗址西址遗存主要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灰嘴遗址西址与东址一样，曾经是二里头时代居民生产、生活的场所，也是以石铲为主的石器专业化生产中心之一。8年3～6月对南河崖西周煮盐遗址地点进行了发掘，揭露出一处西周中期前后的煮盐作坊址，包括卤水坑、刮卤摊场、盐灶、淋卤坑、房址、灶址等与煮盐有关的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以陶器为大宗，另有大量贝壳、蚌壳和少量兽骨等遗物。4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发掘的法库县叶茂台23号辽墓是一座砖石混筑的多室墓，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左右耳室、前室和主室七部分组成。出土瓷器8余件，其他有陶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玉器和契丹小字墓志残块等。墓主为与后族萧氏有关的一位女性，可能为契丹族。两汉时期，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来看，墓植柏树与墓葬用柏现象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柏木本身的特性及其所引申出来的文化内涵为其盛行奠定了基础；二是，汉代本身独特的文化元素与之融合，互为促进，主要表现为尊亲忠孝的儒家思想、尊君一统的社会秩序、视死如生的厚葬之风。8年8月～12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老坟岗区域发掘了一处仰韶文化-商代遗址。其中发掘的商代遗存中有文化层、灰坑和一段郑州商城的外夯土墙基；出土遗物数量不多，但种类较为丰富，时代为商代二里岗期，多数属于二里岗下层较早阶段；在一些陶器的特征上可以看出有商文化辉卫型、盘龙城型等文化因素。发现的夯土墙基为了解郑州商城外夯土墙的分布与走向了新的材料。洛阳出土的唐三彩，以往大多见于唐墓之中，隋唐洛阳城遗址发表的三彩出土较少。本文以新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为基础，对该城址宫城、皇城、外郭城发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唐三彩器具，与洛阳唐墓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了比较，并总结出隋唐洛阳城遗址出土唐三彩器具的特点。7年1月至28年5月，郑州大史学院等单位对温县徐堡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了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出土有陶器、玉器、贝饰等，为该地区两周时期墓葬研究了新的。疑尊、疑卣两器为周成王晚期器，二器同铭，其铭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卜噩侯"涉及到西周王朝于成王晚期时建噩侯之事。此事亦能反映出周初建"侯"制度的某些规制。周人建"侯"并选其驻地，也要通过占卜而确定下来，"侯"的任命权与防区的划定直接归属王朝。早期的噩侯在今湖北随州安居镇羊子山附近，说明周人很早便扩张到汉东地区并建"侯"加以守卫。"宋伯"一称，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便已出现，然此器铭所指应与殷商时期的不同，其人应是首位宋邦邦君宋公稽，出身于属殷遗的微氏家族。宋邦所在的位置亦属西周王朝的边域地带，其地直接面对淮水下游偏北的淮夷，是为周人把守东南门户的诸据点之一。然以目前所知材料，宋邦邦君未有西周王朝之"侯"职。这表明不是所有边域的邦君皆是"侯"，具有邦君地位的 未必均获授予王朝的"侯"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