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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两处周代墓地为近年商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学术界对其性质认识尚不一致。文章从考古角度出发，结合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分别从两处墓地的文化特征、存在时间及所处地域等方面，对其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这两处墓地应隶属于晋国的"怀姓九宗"中的两宗，其墓主在商末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周灭商后被周王赐予叔虞，目的是更好地对其进行管理。及至春秋初年，其在晋国嫡庶之争中力助嫡系，后为庶系所灭。9年秋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铜山牌发掘的冶炼遗址，发现了炼炉、灶、半地穴房址、灰坑等遗迹，以及大量炼渣堆积和陶、瓷器残片，是皖南地区 发掘的唐代冶铜遗址，为研究该地区唐代冶铜业了实物。96年初，扶风县徐家河村发现西周墓葬群，出土文物18件。本文对徐家河出土文物进行了简要介绍。这批文物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周原遗址的范围、遗址分布情况了重要信息，同时也为研究西周、车马器、生产工具的发展演变过程了重要的实物。为研究滇东地区青铜时代金属技术，本文采用金相观察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方法对云南省曲靖市八塔台墓地出土的24件铜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春秋早期至西汉后期，铜器材质一直以锡青铜为主，合金配比技术渐趋成熟；西汉后期，该地能够铅锡青铜器，用镀锡和鎏金装饰铜器表面。三国时期墓葬制度是从"汉制"向"晋制"的转变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同东汉时期相比有较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曹魏和东吴地区。随葬器物组合方面基本沿用东汉晚期，但又出现了一些新器型。此外各区域间的墓葬文化表现出频繁交流的特点。综合以上诸要素可知"晋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中原地区的曹魏墓葬，突出表现在墓葬形制和葬俗方面，同时东吴墓葬中的随葬品种类亦被中原地区所接纳，成为西晋墓中典型的器物组合。本文认为《洛阳北魏杨机墓出土文物》一文中的杨机墓志录文释读有疏漏，对杨机卒葬、仕历的分析亦有未当之处，结合历史文献及墓志拓本，对其不足之处一校正。新疆若羌瓦石峡古城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要遗址。本文从遗址出土冶金遗物的检验分析入手，结合古代矿冶遗址的调查与研究，探讨了瓦石峡遗址的古代冶金技术。文章报告了遗址出土的炉渣、坩埚等冶金遗物的科学分析结果，并讨论了其冶炼工艺，认为此处采用过木炭进行生铁冶炼与炒铁联用的冶炼工艺。对瓦石峡遗址出土的冶金遗物进行科学研究，对于认识其冶金技术水平和中西技术交流有着重要意义。郑府繁昌王仪宾姬滂是焦作姬氏始祖姬兴让的后裔，父姬朝用和叔父姬朝相是当时太，家世诗礼雍穆，在当地 声望。根据墓志考证志主生平，进一步考证墓志书者朱裳的生平，对研究姬氏家族背景、明中后期藩王宗室的婚娶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对石家河古城三房湾和谭家岭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结果显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当地是以谷物农业为主，兼有少量野生植物资源利用的生业经济模式，稻作农业占优势，粟作农业所占比例很小。对猕猴桃等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可能表明当时居民的活动半径较大。8~29年，在吐鲁番市巴达木墓地了6座墓葬，可分为斜坡墓道土洞墓、阶梯式墓道土洞墓和竖穴墓三种形制，出土陶器、木器、铜器、铁器、金器等5余件(组)，年代分属春秋时期和唐代。此次发掘为研究吐鲁番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了新，也进一步充实了对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墓地分布范围的认识。本文以河南荥阳薛村汉代墓葬为基础，结合其他地区相关材料，对汉代洞室墓中不同形式的墓道结构及功能提出了看法。斜坡墓道及组合墓道的使用与墓室内祭祀活动有关，同时由于其占地范围较大，因此主要在规模略大的洞室墓中使用；竖井墓道则在一般洞室墓中普遍使用。另外洞室墓中存在的一批特殊形状的斜坡墓道及组合墓道也需要引起关注。大朝通宝钱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一种钱币，本文立足于出土发现材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这种钱币的性质、铸造流通地、铸造原因、停止铸造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大朝通宝钱应属于地方流通货币，为阔端系诸王铸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地流通市场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所需。忽必烈即汗位以后，由于集权措施在各地的推行，以及阔端系诸王势力的衰微，大朝通宝钱 终停止铸造，并退出了流通领域。大朝通宝钱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蒙古汗国时期地方势力发行货币的历史情况，从实物的角度佐证了忽必烈时期蒙元帝国加强集权、推行货币统一的重要历史过程，为研究蒙元时期的分封情况和集权制度的形成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大朝通宝钱的形制与面文具有典型的古代钱币特点，而背面的各种文字和符号则带有一定的西域货币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元时期的钱币特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外货币文化交流具有一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