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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新近发表的郑孙地券中的"酒醉物故"一语进行补释,认为此语并非实指因醉酒而亡,应当是古人对死的一种讳称,这一讳称当与道教信仰有着很大关系。殷人用龟与用骨,多将卜辞契刻在正面,因此在甲骨学研究领域,对正面卜辞的研究历来都是放在首要地位的。而甲骨背面多施以钻凿,又有刮磨的痕迹,背面卜辞或多为前辞、占辞、验辞,或残泐不清,所以常常被忽视。事实上,这些在正面看不到的前辞、占辞、验辞等,往往可以大量重要的信息,如占卜的时间、贞人、事件的发生过程与结果以及其它相关因素。这些重要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辞意,把握整版卜辞之间的关系,进而系联相关的同文、成套卜辞并合理地类比、排谱等。本文在整理卜骨背面材料的过程中,特别留意背面卜辞反映的相关信息,并利用正面与背面卜辞的残字以及正面与背面卜辞对比等信息,缀合卜骨六组,同时利用这六组缀合,说明背面卜辞对正面卜辞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希望引起学界对背面卜辞的重视。12年春季,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对陕西彬县境内先秦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本文对此次调查的13处商周时期遗址进行介绍。初步分析来看,调查所见遗存的年代主要为"先周"和西周时期,位于彬县泾河沿岸商周时期遗存与黑河以北、红岩河流域所见遗存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红岩河流域所见红褐陶器区域特征较为独特,这种差异可能代表了区域文化和人群构成等方面的不同。此次调查对泾河流域商周时期文化分布、区域文化特征,先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深入理解,"古豳地"文化格局演进等方面的认识,都了重要的实物。党项拓拔氏的族源(族属)问题,为民族史学者长期以来争鸣讨论的热门话题。 代表性的,是"鲜卑说"与"羌族说"两种观点。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出土及学者论述,对新出土的唐《拓拔驮布墓志》考察研究后认为:此志清晰勾勒出志主先世以鲜卑融入党项,再为吐谷浑名王,后内附唐廷的曲折历程,是党项拓拔氏源出鲜卑的新的重要实物证据。拓拔驮布支系(东山部)与建立西夏的拓拔守寂支系(平夏部)应同出鲜卑,后分支各为部落,独立发展,两者既有,又有不同。《拓拔驮布墓志》同"鲜卑说"史料及学者观点可互相印证,"羌族说"学者驳斥"鲜卑说"的论据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拓拔驮布墓志》还对研究唐朝对归顺蕃将态度问题,了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志文中提及的"默啜之乱"、"六胡州之乱",可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值得留意。作为战国时期的典型器物,山字镜自出土以来便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山字镜上面的"山"形纹饰不是山的象征,并非以字代形,更不是以形代字;山字镜也不是"楚伐中山"的纪念物;"山"形纹饰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几何图形,但是实际上应是"火"字或者火的形象,山字镜实则是火字镜。本文考证了徐州博物馆藏的幽冥钟与《重修幽冥钟碑记》。作者认为,幽冥钟所刻铭文蕴含了清代社会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诸多信息;而《重修幽冥钟碑记》则阐述了幽冥钟所处地理位置的变化及其与当时徐州法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佛教文化中地藏信仰的涵义。此两件文物为了解和研究清代徐州社会状况了较为重要的。唐宋墓葬中出土有一种陀罗尼经咒,它往往以特殊的佩戴方式与死者伴出。通过对考古出土的这类材料进行综合研究,认为其与唐宋时期持明密教在中土的流行有关,同时也与传统文化中的咒术、避邪等方术相互结合,形成唐宋之际民间信仰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6年,在本溪县新城子村发掘了16座盖石石棺墓。墓室均以石块或石板垒砌,墓顶盖石为整块大石板。墓中未见人骨,仅1座出有人牙。各墓随葬品均较少,种类有陶壶、罐及石斧、铲、纺轮等。这类墓葬属于广义的"石棚"类遗存,年代大体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同类遗存广泛分布于辽东北部地区。6~27年,对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进行发掘,石筑高台1座、石围居址4座、墓葬12座。高台的主要遗迹为2个使用面。墓葬均有圆形石封堆,有的有人牲和殉牲。出土陶、石、骨、铜质遗物和金银饰品等。墓葬年代约为西汉前期。东黑沟遗址的发掘,对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6年对灰嘴遗址进行第四次发掘。发掘情况显示,该遗址在仰韶文化时期生产石器的规模很小,原料多是采自附近浏涧河的河卵石,这与龙山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主要用采自嵩山的鲕状白云岩、以生产石铲为目的的专业石器业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后两者的社会形态可能发生了某种不同于仰韶时代的变化。周代人兽合体造型玉器,加进了人的参与和主导,这就突出体现了当时社会观念形态中人格意识的进一步提升,显示了人兽结合造型的艺术成果。在西周时,龙神已被人格化,并被尊为人间与神界相依相合、互相沟通的神。玉雨师像即是龙神文化品格被提升的产物。本文对出土于新丰秦墓的23面铜镜进行了金相组织观察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成分分析,并结合实验数据对这一时期铜镜中是否存在热工艺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本文分析的铜镜均为铸造而成,并未普遍经淬火、回火等热,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出土的铜镜相比,铅锡含量较高且成分波动较小,表明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铜镜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本文还认为秦镜中较高的锡含量导致其脆性增加,可能是出土秦镜多已破碎的原因之一。四川地区六朝瓦当可分蜀汉、西晋和东晋、南朝两个时段。前者有云纹、斜线纹瓦当,虽与曹魏、孙吴瓦当有一定共性,但差异更加明显,故以地方文化因素为主。后者有莲花纹和兽面纹瓦当,多有强烈的六朝文化特征。因四川地处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文化圈的边缘,这两类瓦当仍有较鲜明的地域特色,并且兽面纹瓦当还受到北朝文化的影响。